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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贴金式的文明荣耀

时间:09-27来源:作者:点击数:

“西方伪史问题”,是目前国内互联网领域比较热,分歧十分大的一个论题,也是“火药味”异常浓烈的问题。针锋相对的观点,经常在各大论坛唇枪舌剑地展开旷日持久的举证、辩论。正反两方争到脸红脖子粗,甚至到老拳相向的情况时有发生。当然还有一派是中间派,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这种史观之辨,无关大雅,无用于大局;不如讨论点时下热点的经济、贪腐、民主或显得更加实际、实用。

“西方伪史问题”,反对派一般责之为是中国“民族主义”一种极端化的抬头,是一种三观颠倒、吹毛求疵,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一种“学术义和团”行为;反对派直接斥责“伪史论”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就互联网的表现来看,反对派目前是占上风的,基本上是占据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院派及主流媒体的观点。当然,不要忘了,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本原则之一的国家,“西方伪史”的证伪也有触动这方面崇拜的根基之嫌。

这种积重难返的现实也反映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于西方的各种观点、论著实行不加思辨的“拿来主义”,西方历史之“伪”,已经在谎言重复一千遍的情况下,成了公识,成了真理,而对伪“真理”的质疑反倒成了颠倒三观,成了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

细究其源,“西方伪史问题”并非是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两年的向壁虚造、精心炮制;这种疑问的思潮,在西方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在一些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中间,早已由来已久。质疑的声音只是受西方之宗教、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一直没能放大,扩展成为主流认识而已。毕竟这种证伪一旦被多数西方人所接受,对其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力,甚至是已经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优越感-西方中心论,对世界警察式地指手画脚,都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颠覆。

“西方伪史”的源流

臭名昭著的神职人员

前面论述过,早在12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已经对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贤等的失传科技、哲学著作进行了“托伪”,但那时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地投机来达到和宗教对抗,满足对物质、知识及“个人主义”的追求。然而,在科技取得发展,经济取得成功以后,自然就引发了对精神、历史、传统之源远流长的虚荣诉求,故系统性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重新架构和阐释则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是“西方伪史三剑客”,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神职人员,为何是神职人员走在最前面?分析有三方面原因:

作为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迫切在自然科学的兴起之下,去重新寻找和阐释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寻找进一步长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把《圣经》的神迹、神史,去和《圣经》牵涉的地域的人的文明史相印证、相依托;对圣经的所有的故事进行一个时间上的编年以求和真正的文明史(中国历史年表)相对应则是第一要务。

神职人员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有文化的著述者,解决好宗教特别是《圣经》问题的同时,有为当时无“信史”的西方编纂一份光鲜亮丽、引为荣耀的古史的自发诉求。

第一剑客是远古、上古史作伪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神职历史学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学家。在中国历史的对照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纪、大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文化荣耀”这一主题和主线,以“托古”的方式,谎称从古城曼托瓦(Mantua)发现的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史书系列《古代群贤》(《Antiquitatum Variarum》,威尼斯,1499年出版)及其他著作。其作伪的手法就是把神话或写小说一样臆想编造成历史,再用历史去把《圣经》的神话辅证为真实。这些作品就像同时代中国明清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镜花缘》一样,只是最后什么孙悟空、东胜神州,傲来国、车迟国、女儿国、土行孙、雷震子、黑齿国、白民国、君子国、百花仙子等,都被演绎成了历史真实的事件、地理和人物;这种不需深做历史考证,脑洞可大开的文字也相对容易码成,就如当代的金庸先生十数年之间,可以成就千万字的武侠巨著,塑造了一个真实历史、社会之外的另一幅活灵活现、江湖侠义、儿女情长的独立世界,成就了中文小说著述的一个奇迹。

安尼乌斯的伪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地中海沿岸的古史:古希腊-罗马史,古腓尼基史,古埃及史,古巴比伦-迦勒底史。作品出世先是受到热捧,后来被批评和揭穿称为不靠谱的 “安尼乌斯史学”;即便如此,他的伪书的虚伪性后被慢慢淡化,因为缺乏其他替代,至今仍是研究许多民族(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等)的唯一史料来源。

另一个可能并非出于原意的收获是:《圣经》这样一部宗教著作,也变成了一个具备史料价值的历史著作。因为《圣经》的传承赖整个教会之力,是西方上古文献中传承算是最有序的;就算是现在,西方也还是把《圣经》当作重要、可靠也珍贵的远古、上古史料来源。

第二剑客是编年史作伪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第一剑客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所谓的“科学编年”,就是参照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牵强附会加生搬硬套地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在此之前,西方历史没有统一编年,时间混乱,矛盾重重;这两本书解决了圣经、埃及、巴比伦、和古希腊-罗马的编年问题。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译本历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对其编年进行反复修正,甚至不惜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和中国史的伏羲和唐尧的时段相应对。

很可笑的是,斯卡利杰把大量的神话和臆造的材料,充当“正史”,两个多世纪以后被“科学考古”所屡屡印证。在这文献和考古相互加持中,伪史就成“正史”了。

第三剑客是埃及学作伪者: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i,1602—1680年),德国人。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辅以斯卡利杰的“科学编年”,被变成了“正史”,但在17世纪之初依然没有被普遍接受,最终被珂雪进一步解决。珂雪本身熟悉中国文化,汇编过《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然后他利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来对“埃及学”进行充填,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珂雪后来被称为“埃及学之父”。远古的埃及和巴比伦文明被打造为上古希腊文明的基石;他还把埃及的历史提到中华文明之前,此举后来为文明比较学者衍生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缘由。前不久还有中国学者也受此影响,出了一本书,在埃及考证出一个中国的“夏朝”,号称破解了《山海经》的晦涩文义,在中东地区找到了《山海经》记叙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昆仑山,昆仑丘,昆仑墟。可见这种鸠占鹊巢、混淆视听之流毒之害、流毒之甚。

很多人不理解,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为何对于整个西方上古的文明体系如此重要,西方为何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去打造他,有这份功夫为何不打造在西欧自己的地盘上,或希腊地界上?其根本是这样一个循环式的逻辑:因为人类远古文明的产生,是需要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其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靠天吃天,这也就是为何两河流域、尼罗河沿岸、印度的恒河区域、再就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是各古文明的原生摇篮。希腊的爱琴海的海岛区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故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换言之,没有前两者的孕育和发展,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的古希腊文明就是无源之水。而后来,古希腊又通过一个疑点重重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对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征服,以及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反客为主,把这两大古文明甚至整个世界都收入囊中(还有一个古印度)。这样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或集大成者,就从亚非转移到了欧洲。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就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化状态。

臭名昭著的伪造文物“罗塞塔石碑”

古埃及的历史向远古拓展,就是欧洲文明拓展。所有想把欧洲打造为世界的文明中心的野心家,都为此做出过努力,法国的拿破仑则是欧洲统一联盟的第一个倡导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18世纪的拿破仑入侵埃及,随之出现了一个罗塞塔石碑,又一臭名昭著的假出水文物,已经被很多人揭露证伪;此碑三语对照(希腊,埃及象形,埃及草书),以此为钥匙,开启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辨读,从而使“埃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而珂雪可以追溯为“埃及学”的最始作俑者。

三剑客的各自努力,相当于是对西方文明伪史的“基础工程”,为后来者在其上进一步建构,提供了素材、基础和动力。始作俑者可能也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建立在想像、伪造之上,聊胜于无,贴金式的文明荣耀,在十九、二十世纪,进一步发展为“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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