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算来，我已经工作了十一年，也经历了十一任领导。最快的一年经历了两任领导，最长的也只有三年。这些领导中大概可分为三种，即老板、领导、朋友。

叫老板是因为我做的是临时工，是给别人打工的，只是做些文字工作，有点像现在企业中“打工的白领”。

那时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与现在下岗工人差不多。对那时的领导，我不好怎么评价，按现在的说法他们不算是一个领导，因为他们只是一个股所长之类的。

那年我刚刚19岁，中学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帮父亲干些农活外，就写写东西。也就是因为在市报和县广播站发了几篇新闻稿，就得到了乡政府领导的看重，便被抽到乡政府林业管理站做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做做账，也就是所谓的会计。站里还有一个出纳，直接领导就是站长了。

站长60多岁，是从村干部提上去的，也是临时工，没有多少文化，经常写错别字，讲话大都是以毛主席语录为准则。比如他要我们节约不要浪费，就说要“节约闹革命”，讲完后我和出纳都会在背后笑他。

他旱烟抽得特别凶，在他房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旱烟味。他房间东西不多，一个斗笠，一双皮草鞋，一杆旱烟枪和极为简单的一张床。那时的林业工作不像现在这样管得细，我们主要是负责发放砍伐证和木材出卖时的检验工作。这些事儿大都是我和出纳完成，很少惊动站长，如有哪位木材老板请我与出纳吃一顿，我们一定叫上站长，站长内心十分感激，经常在乡领导面前夸奖我和出纳。

半年后，站长生病住院了，据他的家属讲得的是肺癌。没过多久，站长就去世了，我与出纳以站里的名义送了一个花圈，各送了5元钱的礼金，可以说是给站长送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礼。当乡里的领导正在考虑从我和出纳中产生一个站长的时候，我被一个公安派出所看中，离开了林管站。

这个乡的派出所管辖1.5万人，所里有一个27岁的所长和一个姑娘，再就是我。所长是警校毕业的，极爱学习，那时他正参加自学考试，已有好几篇论文发表，有的论文还获过奖，在他的身上我真正地感觉到了什么是领导。

这时，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年初计划、年终总结、学习值班制度等。所长很有意思，我们对那些小小的盗窃犯一般都是以罚款来处罚，许多人按最高罚款极限是500元，而根据当时的情节只应罚300元，但所长总是提出罚500元，等到当事人来交罚款时，所长又以认错态度好，交罚款“积极”为由退回200元，当事人感激不尽，因此所长在当地群众中口碑极好，半年后就升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

没过多久，我就被抽调到了县交警大队，说是做办公室工作，实际上是跟着队长鞍前马后跑，有点像现在领导的私人秘书。队长每天都穿着制服，而且大盖帽不离头，他还要求所有干警也必须这样，每个干警上班都要穿制服，不管天晴还是下雨。

有一次，队长坐摩托车时帽子被风吹落，我发现队长头顶秃得特别厉害，我想这可能也是他要求干警们穿制服戴帽子的一个原因吧。半年以后，队长调到市交警大队工作，我则到了一个乡从事计划生育专干工作。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从事计生工作，大家可能不理解。因为这种工作容易转正，而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当时的最大愿望。

我给县计生委主任写了一封自荐信，就这样成了一个乡的计生专干，也是临时工，不过这时乡党委书记已把我作为一个干部来看待了。我主要负责一个村的全面工作，同时负责全乡的计生工作。

记得有一天大清早，我还没起床，一个年轻媳妇就在乡政府院子里大喊：“小江到哪里去了？我要找他，我又怀孕了！”其实这名妇女是来找我给她开流产介绍信的，只因表述不清，弄得整个政府院子里的人们大笑。从这以后，乡党委书记总要拿这事来逗我取乐，多少沉闷的日子都被这些无聊的笑话打发了。

那时乡党委书记有一位同学在报社当编辑，他看我爱好写些报道，便把我推荐给了这位编辑，从此以后，我的发稿量大增。也可以说，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尽管乡政府把我当一名干部来看待，但我的“农民性质”没变，每个月还得从老爹老妈那儿扛来一袋大米交到食堂。这年夏天，我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招干考试，考语文、政治、数学三门，前两门还考得较好，但数学只得了8分。由于数学拉分太多，我没有考上，便走上自费上大学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我被招进了县广播电视局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这时我遇到的领导是我所经历的领导中的第二种——领导。

我每月的任务是下乡采写10条新闻稿，再就是编辑每天的20分钟广播新闻稿。所以，那时对领导根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领导对我也没什么了解，领导除了知道我在外发表一些稿件外，就再也不知道我的其他情况了。

一年下来，随着我的发稿量的增多，领导也开始对我有所重视。第二年我被调到了电视台从事采编工作，于是我又多了一位领导，也就是我们的台长。

台长是通信兵转业的，年龄在40岁左右，曾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过半年，对电视的采编懂一点。可能是他担心我会超过他的原因，他从不当着我的面编辑节目，连摄像机的开关在哪儿都不肯说一声，就更不用说如何用光取景了，要是依我现在的性格，我非要告到局长那儿去不可。

可是那时我不敢，只有悄悄找来摄像机和编辑机的使用说明书看，而说明书又全是英文，我的英语特差，只好花一个月的工资请县一中的一位英语老师给我翻译，然后我就每天等大家下班后，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对着说明书慢慢摆弄机器。为掌握取景用光这些东西，我就把中央台的节目录一些下来摹仿。没过多久，我就上路了，拍摄的新闻开始在省市电视台露面。

半年后，县委宣传部看中了我，把我借到那里做新闻干事。当时，我们的部长还兼着别的职务，很少到部里来，即使到部里来，也是在办公室埋头看报，想找他说两句奉承话都没机会。

几个月后，他调到了另一个领导岗位，又新来了一位年轻部长。年轻部长没事时常到我的办公室，还与我斟酌新闻标题，我对他也便多了几分随意。在宣传部试用一年后，我被正式调入了。

接着，我被调入县委办从事秘书工作，主要是给县委书记当秘书。这项工作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可对我来说却有难言之隐。

一来我与县委书记并不是很熟悉，在他面前总有一种“怕”的感觉，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开一句玩笑。二来我的性格天生外向，而且自由散漫惯了，与那看似深沉而严谨的秘书职业是很不相称的。但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不得不去。

在县委办还有一位直接管我的领导，那就是县委办主任。当县委书记不在的时候，他总要安排我干这干那，如以他的名义写篇论文，等等。

而且他还是一个办事很讲究程序的人，必须是成文后的正稿才看。可能是为了体现他的水平吧，每一篇他都要进行修改，而且都要加上许多“领导下、指导下”之类的词语。

写这类材料式的论文，我一是没有兴趣，二是怕搞坏了手脚，所以总是找借口推辞，硬是推不掉的，我就应付，久了，他也就不喊我了，这样我就省了许多麻烦。

于是，我每天多了很多跟着县委书记跑的时间和机会，这使我学到了许多领导艺术，这也许是在县委办工作三年的最大收获吧！

县委书记提升到新的领导岗位后，我就到了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这时的领导应该说是我经历的第三类领导——朋友。

宣传部长比我大四岁，是从市委宣传部下派的。他在市委宣传部是理教科长，已是副处级干部，下派到县一级锻炼，可能是有其他的安排。

宣传部的工作可以说是比较单纯的，每年就是搞好重点党报党刊的发行、县委重点工作的宣传报道、县委中心学习组的学习。这些工作都有具体的人做，加上我对新闻宣传比较熟，所以我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部里有我和另一位副部长努力干工作，部长就很少过问具体工作。因此，在工作中我经常打着他的牌子替他行使职权，在说话时，前面总要加上一句“部长的意思”。

回到部里后，有时忘了给他汇报，他也从来没责怪过我。他是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我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问题，国内的国际的都有，他的许多观点很新颖也很独到。只要把他围绕某个问题的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理论素养提高很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在宣传部工作十个月后，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镇任党委书记。这样，全县的县级领导都成了我的主管领导，但他们管的面宽，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向他们求助，他们回答得也总是很原则。这时，我才知道有一位朝夕相处的直接领导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