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不多？

　　在一些重要国际组织担任负责人或中高层职位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目前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专门机构的领导人是中国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中国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领导人最多的国家。
　　
　　但同时，根据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贡献（会费分摊比例为12.01%,仅次于美国的22%）和地域分配原则，联合国系统中的中国籍国际职员实际比例远低于其应占比例，高级职位数量也偏少，代表性严重不足。这对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恐形成越来越大的制约。
　　
　　三大制约瓶颈
　　
　　根据2019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告，截至2018年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及以上职类，中国籍职员的数量适当范围是169~229人，实际职员只有89人，离低限差80人；印度的数量适当范围是46~62人，实际职员62人，达到其高限；英国的数量适当范围是83~112人，实际职员123人，超过其高限。
　　
　　在秘书处D-1以上的高级别职员中，美国有42位，英国有21位，德国有16位，中国有13位，印度有12位。
　　
　　联合国系统内中国籍国际职员比例偏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联合国系统内中国籍国际职员晋升和人数增加的最大瓶颈。联合国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聘用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除了品格方面的要求，对应聘人的外语（英语）水平、沟通能力和专业性都有较高要求。只有通过相关考试才能被录用。从国内来看，目前中国合格的国际组织人才总体规模较小，数量有限，储备严重不足，难以向国际组织推送足够多的合格人才。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方面，国际组织职员的成长需要长时间历练，不断积累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1年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参与联合国事务和秘书处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导致中国籍国际职员群体比较小，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的经验不足。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积累和苦心经营。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鼓励高校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力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40多所高校专门设置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但毕竟时间短，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发展完善。
　　
　　而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大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瑞士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重镇——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直接受到国际联盟成立的推动。巴黎政治大学从1872年开始培养国际事务方面的外交官。
　　
　　在美国以培养国际组织人才著称的多所名校中，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成立于1898年；乔治敦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成立于1919年；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成立于193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立于1933年；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成立于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成立于194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研究院成立于1950年。
　　
　　二是中国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力度不够。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看待，而只是将其看作外交工作的一项补充。
　　
　　从政策上看，没有制定系统的激励措施，无法鼓励和调动更多优秀人才加盟国际组织。近年来，这一情况得到根本改善，国家层面的国际组织人才推送机制已建立。
　　
　　三是中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国际组织缺乏了解和认识，导致中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不够雄厚。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产生兴趣，但相关知识的供给仍有限，亟待改善。
　　
　　顶层设计完善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层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在2016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强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此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不断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和推送的力度，取得积极进展。
　　
　　应对之策
　　
　　当前，围绕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趋激烈，更凸显了国家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当下，我们至少应该加强五大层面的努力。
　　
　　第一，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要立足长远，保持定力，注重长期投入和积淀。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或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改观。
　　
　　第二，要坚持多层次、多渠道，有序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切忌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点和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既扩大我国在重要国际组织、关键部门和决策层的职位，也要树立协同作战思想，合理调配资源，形成合力；二是近和远，短期可以推荐、选派，长期要完善配套措施，拓展渠道，建设中高低合理配置的人才梯队；三是官与民，在政府积极争取的同时，充分调动高校、民间各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相互补充，互相支持。
　　
　　第三，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形成合力。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高校投入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中来，并已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但也存在同质性高，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机会难找等问题。为此，高校之间需要加强横向联系，依托各自的特色学科，建立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近期可考虑建立中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联盟，形成中国特色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规范和标准。
　　
　　第四，进一步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在国际组织人才推送方面，努力做到全国一盘棋。
　　
　　第五，加强传播和研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在社会上开展生动活泼的国际组织知识普及和传播工作；积极研究和借鉴他国经验。